我已年过九旬，居住在京都的一家老人院，每当雨天，手指间总能嗅到那种无法洗去的福尔马林与铁锈的味道。这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已有将近八十年。这段往事始于1943年寒冬，北方的寒风刺骨，而我当时年仅22岁，从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满怀对天皇的效忠与对“大东亚共荣”的幻想，志愿加入驻华北的日军野战医院。我们表面上是救助伤员，实则在医院的秘密区域进行无法示人的实验，我的上司高桥少佐称之为“极限生理数据采集”。

我仍清晰记得那个少女被送来的情景。那是11月的一个傍晚，一辆卡车滑溜着停在院门口，几名宪兵像拉扯麻袋般地拖下一个人。她仅16岁，极为瘦弱，身穿一件满是污垢与破洞的棉袄，头发因汗水和泥土粘结在一起。宪兵将她粗暴地推进地下牢房，我作为值班医生，被召去进行基本的身体检查，以评估她是否符合“样本”的要求。

牢房里的温度刺骨，她蜷缩在麦秸草上，听到铁门打开时，既没有颤抖也没有表现出恐惧，只是缓缓抬头看着我。我用力撕开她的棉袄以测量心率，发现她的身上布满了皮鞭和烙铁造成的伤痕，部分处已严重感染。然而，在整个检查过程中，她未曾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宪兵在一旁吐着烟圈，轻蔑地说：“这是个硬骨头，审讯室折磨了她三天，除了吐了长官一脸血，她一句话都没说。”宪兵之后离开，牢房只剩下我和她。 龙8头号玩家

我开始清理她手臂的伤口，酒精接触到伤口时，她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却依然紧咬下唇。忽然，我用蹩脚的中文对她说：“如果疼，可以叫出来。”她微微动了动干裂的嘴唇，清晰却微弱地回应：“你们，就是一群没人性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是愤怒，而是深深的战栗。这个即将逝去的少女，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才是那个被困于囚笼中的可怜者。

次日，阴云密布。高桥少佐换上手术服，眼中流露出病态的兴奋。我作为助手，负责递送器械和记录实验数据。她被两个士兵抬入手术室，因长期的折磨而无力行走。束缚带将她紧紧绑住，冷光灯下，她的脸色惨白。“我们要在无麻醉的状态下测试内脏对不同温度器械的反应，以及疼痛的极限数据。”高桥淡淡地说，仿佛即将解剖的仅是一只青蛙。

我站在手术台旁，心跳如雷，手心全是汗。尽管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仍努力用军国主义的观念麻痹自己，告诉自己她们不是人，而是提供实验材料的消耗品。高桥拿起手术刀，锋利的刃光刺眼，他熟练地划破女孩的腹部，鲜血瞬间涌出。她的身体在束缚下猛然弓起，双目瞪大，喉间发出近乎绝望的嘶哑声却始终未曾求饶，甚至连一声完整的呼喊都没有。 龙8头号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