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初，围绕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可行性，北京高层讨论激烈。军委内两位资深将领叶剑英和粟裕，都对立即出兵持保留态度：叶剑英主要担心时机与后方承受力，粟裕则从纯军事角度指出行动的难度。

叶剑英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他提醒：国家才刚开始恢复经济、推进四个现代化，财政和物资都需谨慎分配，一场大规模战争会消耗大量资源，后方能否撑得住是关键。作为老一代领导人，叶剑英对军费、储备等数字心中有数，他的顾虑并非空泛。

粟裕虽已由前线退居总参顾问，但其军事判断依旧受人重视。他分析了中越作战的地形与后勤难题：越南山地丛林多、雨季道路易毁，补给线从广西或云南推进会被延长，重型装备难以发挥；越军长期在本土作战、熟练丛林战术，加之部分装备曾由中国提供，对中国军队的战术习惯也非常了解。粟裕并非完全反对出兵，而是反对仓促行动，强调要为高成本和困难做充分准备。 龙8头号玩家

许多经历过大型战事的将领也持类似顾虑，但最终决策权在最高层。邓小平并未在会议上当场反驳，而是把各方意见带回思考。他考虑的是更广的战略局势：一九七九年一月他访美，在与美国高层接触时就提及要“教训”越南的打算，虽不直接寻求军事支持，但已经把意图透露给美国。此举既是对苏联的一种战略示警——当时苏军在中苏边境集结并在阿富汗有军事行动，越南与苏联关系密切，南方形势可能构成合围——也是向西方和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际有决断能力并愿意与盟友沟通。

此外，邓小平还考虑到军队自身状态：长时间缺乏实战会使部队编制、装备和指挥体系逐渐僵化，有限的实战可以检验和锻炼部队。越南在边境挑衅、对华侨施压导致大量侨民出逃、南部民众安全受威胁，这些都是需要对外表态和采取行动的因素。综合这些内外压力，领导层决定采取一次短期、有限且目标明确的军事行动，以达到多重政治与战略目的。

决定作出后，叶剑英与粟裕并未继续对抗，而是履行职责，配合战役的准备与实施。他们虽提出过异议，但在中央定案后选择服从，参与签署文件、参加会议，支持执行这一被定性的短期惩措行动。 龙8头号玩家